案例一： 陶行知更名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912年，他另取“陶知行”为名，次年将之用作笔名。1917年留美归国后，他正式改名为“知行”。1927年，他又想改名为“行知”。1934年7月16日，他发表《行知行》，终于公开宣布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改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陶行知先生为什么一改再改自己的名字呢？ 1910年他就读金陵大学时，开始研究并信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的观点，认为“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还主张“知轻行重”，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真知。”当时的陶行知，正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青年。他发愤求知，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去笃行，去实现他的人生抱负：救国救民。当时的陶行知接受了“知行合一”说。正因为如此，1912年陶行知先生又取名“陶知行”。 陶行知1914年秋赴美留学。留学期间，他确定了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他师从约翰·杜威———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含有辩证唯心主义成份。实用主义哲学又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杜威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从做中学”的观点。这一观点表明“做学合一”，也即“知行合一”；但“从做中学”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1917年陶行知回国之后，正式改名为“陶知行”。 1931年11月陶行知先生在《思想的母亲》中写到：“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无穷。”陶行知的“行动———知识———再行动”这一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实践观是完全一致的。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先生发表《行知行》一文，继否定“知行”观之后，又否定“行知”观；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 案例二： 小华是我校文秘专业高二年级的一名学生，在学期实习中，她被分到学校人事办公室实习。一天，人事办公室老师外出开会，留下小华一个人在办公室录入文件。这时候，小华的班主任王老师进来了。小华赶紧站起来，问：“老师，您有什么事？其他老师都外出开会了。”王老师一听就很着急：“哎呦，我要办一个事情，需要学校开个证明，证明都写好了，就缺盖个学校的公章。这可怎么办啊？”小华一想：上次一个老师来盖印章，人事办公室老师在抽屉里拿出来印章就给盖上了，王老师是自己班主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于是，她就试着拉开抽屉果然找到了学校的公章：“王老师，我替您盖上吧。”王老师有点犹豫：“小华，这合适吗？” 思考：你觉得小华的行为合适吗？她应该怎么办？ 案例三： 于雪是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副总经历的新上任秘书，她工作能力强，办事有效率，经常受到王副总的夸奖。有一次，王副总要去外地出差十天，临行前，他嘱咐于雪在工作中有什么事跟他电话联系。主管领导走后，于雪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一天，主管市场的田副总经理来找王副总，当他知道王副总不在的情况后，问于雪：“小于，你手头的工作忙吗？”于雪说：“不忙。”田副总说：“正好这几天我们部门有个项目，急缺人手，我找你们王副总，就是想让他从你们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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