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戏曲史论家王季思：一往情深在“西厢” 王季思，是继王国维、吴梅之后我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与文学史家，成就卓著，尤其在《西厢记》的校注与研究方面，承前启后，开一代之先河，享泰斗之尊称。 注《西厢》，在国内外刮起“西厢旋风” 《西厢记》是王实甫创作的一部伟大著作，它不仅是北杂剧的压轴之作，也是此前所有宋元戏曲所无法比拟的。 当时最流行的是金圣叹本，王先生并不因此本流传最广而随大流。他通过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凌蒙初刻本。1944年，王季思终于完成《西厢记》全书的校注，取名《西厢五剧注》。关于这本书的出版，王先生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官方的出版机构是不会承印这种“闲书”的，他是通过一位在龙泉私营“龙吟书屋”的朋友郭莽西替他印了这本书。郭莽西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出版此类禁书的。没过多久，他就因积极参加反蒋爱国运动被杀害。 这本《西厢五剧注》，是近现代第一本《西厢记》校注本。1949年后，王先生又多次修改，由多家-出卷网-再版，印数达100多万册，除于国内刮起“西厢旋风”外，还一度在国外产生轰动，日本学者作了《王季思校注〈西厢记〉索引》，把它作为工具书备查。70多年来，王注本在国内众多《西厢》注本中仍然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种。其意义正如著名戏曲史家蒋星煜先生在《文坛艺林》中所说：“王季思的《西厢记》校注本先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卷网-多次修正再印，基本仍保持了当年《西厢五剧注》的面貌，这使古典戏曲研究者尤其是《西厢记》研究者有了一个较可凭信的本子。” 论《西厢》，实现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 王先生除了校注外，还在《西厢记》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出版了许多专著与论文，实现了自己从文献学到文艺学的转变。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厘清了《西厢记》的源流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55年由上海古籍-出卷网-出版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专著中。全书分“元微之的莺莺传”“从赵令畤到董解元”“王实甫和西厢记”“西厢记塑造的人物”“西厢记语言的运用”“小结”等，把《西厢记》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唐代李绅的《莺莺歌》，到宋代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发展与演变，最后产生王实甫的北杂剧《西厢记》的过程，做了详尽的表述。在“小结”部分还提及明人的改本与当代的演出本，前者包括李日华与陆采的《南西厢记》，后者称越剧改编本《西厢记》“在全国戏曲会演里得到很高的评价”。王先生厘清了《西厢记》的来龙去脉，为《西厢记》研究者深入探讨这部元杂剧的巅峰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解决了《西厢记》的作者争端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未决的悬案，大致有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等4种意见。自从清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流行后，王作关续几乎成了定论。例如杨公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西厢记》的第五本与前四本的风格迥然不同，应是另一作者手笔。连王季思的老师陈中凡也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认为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称“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没有列入王实甫，因而怀疑《西厢记》的作者并非王实甫，而是比郑德辉更晚的一个作家。针对杨、陈等先生的观点，王先生根据钟嗣成《录鬼簿》和元末明初的其他有关史料，先后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与《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通过这一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终于使《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获得接近解决，此后已罕有异议。 三是采用乾嘉学派治经的方法考证《西厢记》。他之所以采用这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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