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 杨伯峻：《论语译注》是怎么写出来的 《论语》《孟子》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当时我祖父教我的只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一则我年纪幼小，二则祖父也不大给我讲解；只囫囵地照本反覆地诵读，以至虽能背得出来，偶然看看朱注，却似懂非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是不肯、不愿甚至不屑于求甚解，是对当时政局和社会风气的反抗。我却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不能求甚解。前者是出于存心，后者是出于幼稚。 到专习中国古书时候，逐渐地能主动阅读不少有关书籍，便以探求原书本意为己志。我曾得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是作者在他重病卧床六年（1933年冬到1939年8月）中集中精力所作，征引书达六百八十种之多，三大厚册，字数以百万计，搜集古今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可惜排印错误太多，字小，而且流传不广，因为是敌伪时期华北伪政府所印，稿本后来虽已由中华书局收藏，却再没有印行。这样繁冗的书，一般人也难得有耐心读下去。 我读了一遍，知道《论语》每一句无不有几种讲解，到底谁是谁非，本书很少判断，因此产生一个念头，若在纷乱众说之中，采取最接近原意的加以注解并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有益于今日青年？ 《论语》是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纪录，孔子这人是否值得宣扬，先得考虑。我本来对孔子怀着相当的尊敬，又加以阅读有关史料和评论，别的不论，我认为至少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比任何古人都巨大的。 第一，在孔子以前，古代文献都由公家掌握，因之文化知识也由贵族垄断。民间既没有教师，也没有书籍（古人叫“简策”）。孔子虽系贵族的没落者，却能得到公家所藏简策，不但学习，而且整理，并教给学生。 第二，孔子以前，只有官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乡校”，便是郑国的国立学校，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他们才能评论当时政治人物和措施。一般老百姓便没有学校可进，自然也没有老师可从。孔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开办私学的人。他所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一般自由民，仅有极少几个贵族子弟。只要送他一点薄礼，便可列入门墙。 孔子讲学图 由此可以推论，由官学向私学转化，由公家垄断的书册转到民间，才能有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文化勃兴，诸子百家争鸣。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庄子是对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人，但《庄子·天下篇》有下面一段话：其明而在数度（礼乐制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孔子孟子之徒）搢绅（儒服）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话十分明白，简单地说：先有儒士，然后才有“百家之学。”由此又可以推出两条结论，一是曾经孔子学习、传授的古代典籍，后代才有传人，有比较完整的传本。今天的《诗经》《尚书》《周易》（仅《卦辞》《爻辞》二部分）《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传授下来的。至于《左传》所引的《志》（如文公二年引《周志》，宣公十二年引《军志》，更多的是单称《志》），都是孔子以前的古书，孔子或者无意，或者无暇加以整理和传授，便都丧失，只剩下被引用的少数语句。 又一是现今号称孔子以前的古书，如《管子》《晏子春秋》都是孔子以后人所托，前人早有定论。可以说，今日所传私人著作，没有早于孔子以前的。若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由此之故，孔门弟子也受尊重。自西汉以至清末，《论语》便是士子的必读书。今天要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也必须以《论语》为根据，为准绳。这是我写《论语译注》主要动机。 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译注看得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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