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阳光调研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运动与行政推进，原初意义上并非乡土社会中人们主体性诉求的“文字下乡”，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布置实施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项目时，乡土社会早已是新式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教化权早已成为了国家一元主体控制的政治权力。在教化权国家主义控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教育的普及目标，同时节约教育开支、行政成本，又有利于国家教学的一维化管理，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化重心上移推动了另一波与“文字下乡”似乎截然对立的运动形式：“文字上移”。 乡村新式学校百年来所经历的由“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复杂历程，表面上看二者相互对立与冲突，但细致观察则不难发现，这实质上与国家权力对村落空间垂直下渗的意愿相关。“下乡”和“上移”，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政治逻辑，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一致性文化控制行为和治理过程，当国家需要通过单一的普遍性文化符号和教育仪式统一控制乡村文化空间时，“文字下乡”即成为必然性的教化选择，但当国家普遍性知识所能达到的控制能力，足够标签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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