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读物 直 书 史家直笔刍论(节选) 王晓天 直笔和曲笔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对孪生子，无直亦无曲，无曲亦无直。两者均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却是对立着的两种传统。直笔，作为治史的原则和方法，直接与曲笔相对立，直笔主张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而曲笔却从主观需要出发，“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从道德观来看，直笔是史家的一种职业或学术道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它体现了“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原则”之———直”和“直道”，尽管这“直”和“直道”仍然窒息在封建道德的外壳内，但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曲笔本来就是剥削阶级劣根性、腐朽性的体现，即或从封建道德的角度看也是要受谴责的，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没有任何价值，是一个纯粹消极的东西。因此，直笔和曲笔是相对立的，是两种对立着的史学传统，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直笔和曲笔又有着同一性，即都是适应着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种同一性是由旧史学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总是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一根本属性所规定的，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舍此就不会有旧史学，就不会形成一个如此繁杂、根深叶茂的旧史学体系。 知识卡片 1．作家作品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景龙二年(708)，刘知几因不满于当时史官制度的混乱和监修大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20卷，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2．背景资料 《直书》，选自《史通》。“直书”就是不隐讳事实真相，不饰恶虚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中国史学的两个高峰都出现在唐以前。尤其是东汉至隋末，史学逐渐从经学的附庸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总结前代史书，写出了《史通》一书。在当时皇权专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直书精神一直顽强地承担着其应有的历史使命。传统叙事史学因为直书精神的保持，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中国过去的文明留下了大量可靠的历史见证，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诸国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记载。 3．相关知识 我国的史官制度，传说起于黄帝时期，这当然不可信。但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与官方记事制度，甲骨文中便有“作册”“史”和“尹”等史官名称。至西周，史职日繁，不但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其时史官的职掌范围虽然很广，包括天算历法、祭祀、占卜、图籍管理、宫廷文秘等，但据实直书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即称“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由于史官须具备广博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才能充任，故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只能通过家族内的父子传授和世袭来继续这一事业，这就使史官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当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历史借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遂因之而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 自主学习 1．易误读字 违忤(wǔ) 吁可畏乎(xū) 瓦砾(lì) 箕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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